在18世纪的后五十年,欧洲人对知识与政治不再信任,并以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代替了古老的经济观念。法国革命的前几年,杜尔哥,即路易十六几个不成功的财政大臣之一,曾宣扬过“自由经济”的新理论。他生活的国家有太多繁文缛节,太多规章制度,以及太多官僚试图实行的太多法律。他深知其中的弊端。“取消政府监管,”他写道,“让人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一切才会好转”。不久,他著名的“自由经济”理论就成为口号,吸引了当时的经济学家。
与此同时,英国人亚当·斯密正埋头创作的《国富论》,再次为“自由”和“贸易的天然权利”摇旗呐喊。三十年后,即拿破仑倒台之际,欧洲的反动势力齐集维也纳。于是,人们在政治关系上没能获得的自由,被强加到经济生活中。
在这一章开头我就讲过,机器的普遍使用对国家大有益处,它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增长。机器可以使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承担起拿破仑战争的全部费用。资本家(出钱购买机器的人)赚取了超出想象的利润。他们的野心逐渐增长,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他们试图与那些迄今仍能对大多数欧洲政府施加影响的土地贵族展开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