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倪焕之》中,有一段对话,显示了他是如何接受陶行知“社会即学校”思考的。蒋冰如对倪焕之说:“这使我想起年头在城里听到的许博士的议论了。……许博士说学校同社会脱不了干系;学校应该抱一种大愿,要同化社会,做到这一层,才是学校的成功;假如做不到,那就被社会同化,教育等只是好听的名词,效果等于零!我当时想这个话不免有点儿偏激;譬如,修理旧房屋,逐渐把新材料换进去行不行?学校教育就是专制造新材料啊,但是现在我也这么想了,凡是材料就得重新制造,不然,总修不成伟大坚固的建筑物。我们要直接地同化社会,要让社会大众都来当我们的学生!”毋庸置疑,这里所说的许博士就是在暗示陶行知,所谓的学校同化社会,就是指“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之“理论”,得以系统论述的,是在晓庄学校遭到关闭之前的1930年,即《生活即教育》(1930年1月)论文。这恐怕是通过在晓庄学校两年时间的“实践”使陶行知自身的思考成熟的结果。
在这篇论文中,陶行知把人类的“教育”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生活是生活,教育是教育;第二个时期是“教育即生活”,是尝试“学校社会化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生活即教育”即“社会即学校”时期。在陶行知的认识中,他认为晓庄学校应该从第二个时期向第三个时期转移。其纲领性的文件,就是《生活即教育》这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