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史学意识，一方面，表现在上文所引它对《春秋》文辞的称赞；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十分关注史官记事的态度。《左传·宣公二年》通过记载晋灵公被杀、太史董狐对此事的记述及其与赵盾的辩论，然后借孔子的话，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突出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之事后，写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作者对于这一史事未做评论，但联系宣公二年所记，这是非常鲜明地在称颂齐国太史兄弟和南史氏不惜以死殉职的精神。所谓“董狐精神”“南、董之志”，成为中国史学上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先声和楷模，同《左传》的史学意识及有关的记载是密切相关的。
《左传》的史学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滋生史学批评的思想。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对《春秋》的评论和对史官恪守职责、秉笔直书精神的称道，说明古代史学批评从开始滋生之时起，便具有很高的境界。
比《左传》成书年代稍晚的《孟子》，在史学方面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上文所引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以及“事”“文”“义”的说法，指出了政治形势和史书编写之间的联系，即涉及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指出了历史编撰所包含的事、文、义三个基本方面，并用孔子的话强调了“义”的重要。孟子关于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的思想，包含着史学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的认识，即认为《诗》代表一个时代，这就是“王者之迹”；《春秋》代表另一个时代，这就是齐桓、晋文之世。他概括了史书应当包含事、文、义三个方面，而又不把它们做同等的看待，突出了“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史学上的三个重要范畴及对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他的这些见解，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很重要的。孟子在史学方面的见解，还突出反映在他明确地提出了有关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7]还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段话，包含的思想很丰富，一是指出了史家撰史的社会环境；二是从“孔子惧，作《春秋》”，看出了史家撰史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三是指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即“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关于史学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的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也有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