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上面对许茨的这些相关论述的简要分析出发来看,我们可以说,尽管许茨在进行这些研究和论述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弱点或者缺陷,也是为包括大多数心灵哲学研究者在内的许许多多西方哲学家都具有的。但是,它们却阻止了他进一步为我们具体实现研究视角从抽象的“能动者”向具体的“社会行动者”转变提供更多教益的步伐,因而既使他的探讨和研究在总体上永远停留在了形式化和静态化的研究层次上,也使其具体研究结论实际上一直面临着“貌似合理性非常明显、具体操作性相对不足”的问题。实际上,他所论述的“时空共同体”“面对面关系”“我们关系”“视角的互易性”“动机的互易性”等方面,几乎无一不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实际情况,则是由我们在上一小节按照专业涵盖范围和深刻性程度依次排列的“现象学研究方法”“类型化研究方法”“形式化研究取向”和“预成论倾向”共同造成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在通过人类的现实社会生活来探讨和研究心灵的过程中,诉诸以“预成论倾向”为基础的、具有“形式化研究取向”的“类型化研究方法”乃至“现象学研究方法”,尽管有可能得出一些颇为深刻的恰当结论,但在实质上却依然是试图以静态的纯粹理智性的抽象形式,去认识、衡量、剪裁和驾驭具有动态生成性和情理交融性的实质性内容的传统做法;这种做法不仅很容易忽视,甚至消除被研究对象的、包括社会维度和个体维度的各种主观方面,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彻底屏蔽了研究者自己永远难以完全避免的包括社会维度和个体维度的各种主观方面,从而使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关键性重要意义的社会维度受到忽视、扭曲、甚至抹杀!而这样一来,所谓“貌似合理性非常明显、具体操作性相对不足”的局面的出现,也就毫不奇怪、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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