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一个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则其人已经过长期的训练;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数的性质,必已改变,可以从事于生产,变作一个良民了。以经济原理论,本来宜于分业,平民出饷以养兵,而于战阵之事,全不过问,从经济的立场论,是有益无损的。若谓行募兵之制,则民不知兵,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在昔日,兵苟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须全体当兵。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宋代立法之时,亦自有深意。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
宋朝兵制之弊在于:(一)兵力的逐渐腐败。(二)番戍之制。(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既不便于指挥统驭。(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丁)而其尤大的,则在带兵的人,利于兵多。(子)既可缺额刻饷以自肥。(丑)又可役使之以图利。乞免者既不易得许,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宋开国之时,不满二十万。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万。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万。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后虽稍减,仍有一百一十六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