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语言总与生命同在。假如没有语言的显露,人将凭什么自认或者自照?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的边界就是生存的边界。生命——语言——诗三位一体。难怪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也曾经是莫斯科语言——诗学小组早期的成员。我找到了只属于自己的意象——语言结构了吗?
人,第一次用脚没有站立起来。第二次用头也没有完全站立起来。现在,是第三次了,用心——也许能真正站立起来了吧?与西方的哲学家诗人不同,我们只能同时既用头也用心才能站立。在西方,由身的自由到心的自由,他们是几个世纪几代人的历程。而在东方,却要由我们一代人的几十年来完成。不知道这是不幸还是大幸?我说过:在我的身上有19世纪的头和20世纪的心。我的长诗《女娲11象》和组诗《东方智慧》是我对现实世界无限的追求、冒险、征服,与对自我灵魂的审视、拷问、搏斗同时展开的心灵的历程。也许有一天,我能同时走出两个世纪:用头站立——在历史上。用心站立——在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