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人教育不同
梁漱溟/文
十年岁杪,借年假之暇,赶山西讲演之约,新年一月四日。在省垣阳曲小学为各小学校教职员诸君谈话如此。《教育杂志》主者李石岑先生来征文,仓卒无以应,姑即以此录奉。稿为陈仲瑜君笔记。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西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虽然我们从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星,地球怎样转,……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有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他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此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这不可偏废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