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生活,实在令我再忍受不下去了。我,那时,略略地,读着拉佛尔格(Jules Laforgue)希图得着安慰,得着归宿。可是,怎么样呢?我成为德娄尔莫(Jorephe Delorme)一流的人物了。我失眠,我看见什么东西都是黄的。我非常地爱读圣伯符(Sainte Beuve)的诗歌。他的《黄光》(Ie Rayon jaune)影响出来我的《薄光》。那年之末,印象主义被发展到极端,成了“苍白的钟声”和“朝之埠头”。而同时我的悲哀,我的失眠,以至于使带三分狂气,在《鸡鸣声》那首诗(形式,当然是独清的《从咖啡店出来》那首诗暗示给我的)中,是反映出来我是如何地狂乱了。在《猩红的灰黯里》,我不是既歌唱出来那“吮不尽了,猩红境中,干泪的酒杯,尝不出了,灰黯里,无言的悲哀”了吗?《鸡鸣声》之后是再也写不出什么诗来了。东京的生活是叫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到了广州,到了北平,一切都是空虚的。以后,再不能多量地生产了。广州只产生《弦上》等三首。北京只产生了《薄暮小曲》等两首。而其中似相当地有硬作的成分。好像那一个园地已被我耕种完了。不是不可再生产东西,然而不会生产再好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