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谕令大臣们可保举胜任尚书、巡抚、侍郎之人,因为在清官制中,尚书属一品,而侍郎和巡抚属二品,职高任重,人才很难得,所以乾隆大帝才下此谕求才。可惜有的大臣并没把此当成事,反倒认为机会难得,赶紧趁此机“滥举非人”以讨个人心,落个人情,于是,纷纷上书举荐。大学士陈世倌保举了十个人,赵宏思也保举十人,而史贻直一个人竟荐举了十四个人,其他的大臣们也如此效仿。
如此一来,国中似有无数贤人能士,称得上是人才济济了,乾隆大帝对此一是高兴,二是感觉其中定有隐情。为此,乾隆采取了“精挑细选,各个好汉”这一才智。他虽爱才,但不偏信人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亲自指出了这些被举荐人中的滥竽充数之人,并训了举荐大臣一番。大学士查郎阿保举德龄时,说他能胜任尚书一职,但事实上德龄却是一个嗜酒如命之徒,终日饮酒为乐。为此乾隆大帝把他调至护军统领,而德龄却不懂带兵之术,又让他任工部侍郎,照旧每日嗜酒。大学士史贻直举荐吴应枚为侍郎,而此人在担任奉天府尹时庸碌无能,办事草率。盛安保荐金溶作侍郎,而金溶在当御史时就曾被免职,被乾隆又一次任用后,仍毫无业绩。
举荐人才本应以政绩为主,而大臣们却推举一些碌碌之辈来滥竽充数,着实让乾隆气不打一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