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不说,对自己的处境耆英十分清楚。自己身为两朝老臣、内阁大学士,多次冒着生死危险与洋人交涉,虽然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吧。就是那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也不是自己当家签订的。整个大清王朝,谁又甘心签订那条约,不签订没有办法呀,洋人的炮舰在咱家门口耀武扬威,打又打不过人家,只好以屈辱的条件求和,自己的签字也是道光皇帝被迫同意的。
再说这《天津条约》,别说签字,自己谈判也懒得去。快要入土的人了,何必再冒着杀头的危险干那受罪不讨好的事呢?悔不该接受这趟苦差事,像祁寯藻那样称病退居乡土是明智之举。就说这次天津之行,临行前儿孙都交代好了,去时是死的,回来时才是活的。想起离家时儿孙相送,泪洒几代人,简直不是在送行,而是在送葬。大有荆轲刺秦王高渐离击筑高歌送行那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可是,如今返回了,也不知是死是活。
耆英来到太和殿,见文武百官早已分列站定,皇上正拉着脸在生闷气。整个大殿死气沉沉的。皇上不讲话,这些大小官员们就更不敢讲话了,唯恐皇上把《天津条约》的怒气发泄到自己身上,从而招致飞来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