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不少旅外人士的共同看法,川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无法团结,难以合作。1925年初,《蜀评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川人壁垒森立:行业之间有界,无论工、商、学,“皆冰炭不相融,每致冲突”;地域之间有界,“各县区分,各自为谋”。[61]三十年代中期,北平师大四川同学会会刊的主编王谟也说:川人“乡谊”虽厚,“但是团结力则甚薄”。他认为,这与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都有关系:首先,蜀地多山,难以像平原地区那样,形成聚居环境,多数是“单家散居”;其次,川人多移民后裔,原本就风俗不同,语言各异,自然容易造成感情不睦,互相猜忌。在他看来,这不只是一个社会习俗问题,不但关系到“川人的向外发展”,也影响了“本省的政治”。[62]
不过,在这方面,在乡川人的感受显然就不如旅外川人那么深切了。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外旅居的川人时常遭到各种歧视(见后文),或更多地感觉到歧视的存在,故更能体会团结的必要。1924年,重庆华隆、大盛两商家因受战事影响周转不灵而倒闭,供货商上海华洋杂货帮亦因期付交易受到波及。华洋杂货帮组织的职员同益会认为,华隆、大盛的破产是因其资本不够充裕所致,因而“推及全川川商,均为一例”,要求付现交易;1925年春,又登出广告,“指告川渝各帮”。在此情形下,川商也联合组成“旅沪川商协进会”,处理相关事宜,维护内部团结。当时就有人在《蜀评月刊》上发文,要求大家“合力经营”,并“深望此会能永久存在”。其理由是:“一人苟安,人人苟安,沪上将无川商立足地,而宰割之来,必有甚于华洋杂货会者!”[63]表现出非常鲜明的川人内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