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关于马克思早期著作及其“人类学”阐释的基础在于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它把关于“人的永恒本质”的形而上学观点与早在黑格尔那里就已具有相当规模的人的历史化——人把他的特殊的历史现象与社会的结构性改变联系了起来——混为一谈。约翰·帕尔·阿纳松(Jóhann Pàll Arnasson)在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中清楚地强调了这一点。马克思并没有把人的特性理解为“对个人预先予以规定的本质”,“而是理解为一种关系规定(当马克思特别在《巴黎手稿》中使用‘类本质’这个多层次概念时,它也是针对关系规定而言的)。人是一种从属于自然又超越了自然的本质。”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一种“实体化的独白式”主体,而是表明一种双重性关系:“人对自然的在实践中占有的关系”与“它们相互的实践交往关系”,在后者中,“关系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包含着行为的要素,但却不能归结为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与另一者的关系是以自我活动为中介的。因此,这里存在的结构与主体、关系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与阿尔都塞所认为的唯一可能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主体性在这里并不是先前那些结构的纯粹载体;毋宁说,对于这两种情况来说都具有效力的是,结构化原则的开放性以及这个原则与自我封闭的、暂时稳定的那些结构之间的距离被主体性,也就是说,被进行预想活动的意识和交往活动的意识共同决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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