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几个小故事的电影剧情介绍:
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不仅坚持鲜明的义利观，而且以此来指导自己的改革活动，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他认为，古今对义的理解是不同的，义的含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义。即使君臣之义也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君之可爱”这一前提下，臣才“不可犯上”。这是常义，也是常理。如果条件发生了变化，像桀、纣那样变成暴君，那么臣下就不必恪守常义，而应像汤、武那样，毫不犹豫地将其“放弑之”。这就是用非常之义举，打破常义，使义更向前推进一步。
在变法过程中，理财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对此，王安石明确提出“利者义之和，义因为利也”[13]的观点，在他看来，理财之义就是利，义利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只有使百姓无憾于无食，才能兴礼义廉耻。与此同时，理学家张载也肯定并明辨义利关系，认为只有“利于民”才算是真正的利，张载以义和公利作为道德评价尺度的观点，显然比李觏更为实际，更进一步，并且有较高的境界，因此备受王安石赞许。这种以“义利并重”作为评价道德标准的思想，在北宋中期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就连当时最重义理的二程，也不得不在坚持义利不相容的同时，承认有合于义理的“善”利存在。指出：“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凡顺理无害处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只要）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14]显然，这与传统儒学所宣扬的“贵义贱利”的思想观点相比，是个不小的差别。然而，就义利关系的整体来讲，“贵义贱利”的传统主张依然很强大，如司马光言：“言利之人，皆攘臂环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之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之，徒欲别出新意，以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己甚矣。”[15]如程颢所讲：“凡此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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