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家学说与“变”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指点,以致在理学素养上有了巨大的进展,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建立起为人处世的各种“功夫”,包括“变”字功夫。
儒家所说的“身心修养”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处世(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曾国藩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是洋务运动的促进派。
儒家的“自强不息”是一种“变”与“化”的过程,但曾国藩意识到如果只信奉儒家,思想一定会有所缺失,“变”与“化”也仍旧是僵死的,所以,他在对待太平军和捻军的镇压上,以及湘军管理的问题上,作出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为对法家“严峻刑法”思想的“时用”。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狠”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的土匪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得让位于“严峻刑法”的法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