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国破山河皆黯色,家亡鸡豕共悲吟”的危难时刻,面对时代的大悲哀,罗烽必然不会像某些关内知识分子那样淡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主张文艺与抗战无关论。高扬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秉持民族大义的责任担当,是罗烽文学创作的必然选择。
四、东北地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罗烽对自己是“东北人”有着十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面对流亡他乡时有人对“东北人”的不屑与斥责,罗烽针锋相对予以有力的反击,为自己是东北人而自豪,并自况为“一只被荒灾迫出乡土的乌鸦”。罗烽这个倔强不屈的东北人,宁愿做一只乌鸦,也绝不做黄莺或八哥。在小说集《呼兰河边》后记中他说:“我不过是一只被荒灾迫出乡土的乌鸦(假如你说我连乌鸦也不配,那么就听凭尊便了!),飞到这太平盛世(?),用我粗糙、刺耳的嗓门,把我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泻出来就算完事。我绝未敢有落在鸟语花香的游园里,同黄莺一争短长的奢想。即使有个昏聩的富翁,要拿我当作一只硕大的善于辞令的八哥,套上金链,给我在他的象牙架上,虽然也大可借此良机,趾高气扬地煊赫一时;但我虽糊涂,为权贵者装潢门面,尚不甘心也。”作为东北文艺的领导者,罗烽对东北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有着高于他人的自觉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