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国因素方面,研究较少。龚静和尹忠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研究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对对外投资的影响。他们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数据,借助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我国产业结构一直不断优化,而这进一步导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张。随后文章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③
有学者考虑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是否显著影响跨国投资规模。吉生保等人从地理、经济、文化和制度层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他们首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地理距离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该类距离明显较中美之间的距离更近;随后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地理距离以及文化距离对于中国对外投资起到抑制作用。①刘晓凤等人研究了国家距离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将国家距离分为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知识、外交以及与全球连接等方面,对于各类国家距离进行统计、标准化分析,同时借助回归分析,探讨其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②张瑞良从制度距离视角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他通过使用拓展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制度距离可分为管制性制度距离和规范性制度距离,这两类距离负向作用于中国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中国企业选择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其制度距离的影响反而更大。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