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排满思想之引动。洪秀全之乱虽终归平定,但他们所打的是“驱逐胡人”这个旗号,与一部分人民心理相应,所以有许多是斥驰不羁的人服从他。这种力量,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到后来光绪末年盛倡革命时,太平天国之“小说的”故事,实为宣传资料之一种,鼓舞人心的地方很多,所以论史者也不能把这回乱事与一般流寇同视,应该认识他在历史上一种特殊价值了。还有几句话要附带一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像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向来采宽容态度,到同治、光绪间,教案层见叠出,虽由许多原因凑成,然而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当亦为原因之一。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也是思想界一种厄运了。
同治朝十三年间,为恢复秩序耗尽精力,所以文化方面无什么特色可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同时因曾文正提倡桐城古文,也有些宋学先生出来点缀点缀。当时所谓旧学的形势,大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