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谕令大臣们可保举胜任尚书、巡抚、侍郎之人，因为在清官制中，尚书属一品，而侍郎和巡抚属二品，职高任重，人才很难得，所以乾隆大帝才下此谕求才。可惜有的大臣并没把此当成事，反倒认为机会难得，赶紧趁此机“滥举非人”以讨个人心，落个人情，于是，纷纷上书举荐。大学士陈世倌保举了十个人，赵宏思也保举十人，而史贻直一个人竟荐举了十四个人，其他的大臣们也如此效仿。
如此一来，国中似有无数贤人能士，称得上是人才济济了，乾隆大帝对此一是高兴，二是感觉其中定有隐情。为此，乾隆采取了“精挑细选，各个好汉”这一才智。他虽爱才，但不偏信人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亲自指出了这些被举荐人中的滥竽充数之人，并训了举荐大臣一番。大学士查郎阿保举德龄时，说他能胜任尚书一职，但事实上德龄却是一个嗜酒如命之徒，终日饮酒为乐。为此乾隆大帝把他调至护军统领，而德龄却不懂带兵之术，又让他任工部侍郎，照旧每日嗜酒。大学士史贻直举荐吴应枚为侍郎，而此人在担任奉天府尹时庸碌无能，办事草率。盛安保荐金溶作侍郎，而金溶在当御史时就曾被免职，被乾隆又一次任用后，仍毫无业绩。
举荐人才本应以政绩为主，而大臣们却推举一些碌碌之辈来滥竽充数，着实让乾隆气不打一处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