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国破山河皆黯色，家亡鸡豕共悲吟”的危难时刻，面对时代的大悲哀，罗烽必然不会像某些关内知识分子那样淡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主张文艺与抗战无关论。高扬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秉持民族大义的责任担当，是罗烽文学创作的必然选择。
四、东北地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罗烽对自己是“东北人”有着十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面对流亡他乡时有人对“东北人”的不屑与斥责，罗烽针锋相对予以有力的反击，为自己是东北人而自豪，并自况为“一只被荒灾迫出乡土的乌鸦”。罗烽这个倔强不屈的东北人，宁愿做一只乌鸦，也绝不做黄莺或八哥。在小说集《呼兰河边》后记中他说：“我不过是一只被荒灾迫出乡土的乌鸦（假如你说我连乌鸦也不配，那么就听凭尊便了！），飞到这太平盛世（？），用我粗糙、刺耳的嗓门，把我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泻出来就算完事。我绝未敢有落在鸟语花香的游园里，同黄莺一争短长的奢想。即使有个昏聩的富翁，要拿我当作一只硕大的善于辞令的八哥，套上金链，给我在他的象牙架上，虽然也大可借此良机，趾高气扬地煊赫一时；但我虽糊涂，为权贵者装潢门面，尚不甘心也。”作为东北文艺的领导者，罗烽对东北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有着高于他人的自觉与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