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十书》只列了中、内、外、右、浅等六个类名，除目录、校雠和文学方面未包含外，还有不少著作也是独立刊行的，如讲形而上学的《两纪》，讲书法艺术的《弄翰馀沈》等不少极有价值的都未归类，而是散行。这是因为刘先生正当盛年，是学问成熟发展和大丰收的时候，著述写成，随即刊印，只是临时措施，还未决定编集的体制。《推十书系年录》是先生的弟子所编，便曾谈道：“先生谓将来尚须按其统类，删繁就简，纳支人干，化诸小种为数大部也。”这充分体现了刘先生在治学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和科学态度。
刘先生的学问领域十分广博，而他又明白谈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史学，这样，他的史学研究自然就特别受到重视了。刘先生研究史学，是掌握“执两用中”的精神和方针，扩大视野，“观风察势”，把历史长河的流变，指点出来，使人获得明确的印象。所以，他讲历史不是枝枝节节的，而有整全的联系。能够做到这一点，就靠他的“贯通之识”。刘先生的史学成就，这里无法一一介绍，我只想就宋史和蜀史来作例证：两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术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刘先生研究较为全面，著述甚多而见解精深。所撰论文有《宋学论》《宋学别述》《宋元明实学论》《宋元文派略说》《曾南丰杂识辑》《编年二家论评》《八朝名臣言行录评》《读学案记》《邵尧夫学说》《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宋太学事辑》《重修宋史述意》等数十篇，融会交互，于宋代思想学术脉络，得其条理，富有新意。按我国“正史”，以《宋史》篇幅最长，计496卷，其史料详备，原于当代修史制度尚属完善，惟元人仓促编成，失于剪裁，不免冗繁杂乱，后代史家欲加重修，即有成书，亦殊难如理想。蒙文通先生与刘先生两人执教成都大学，曾以重修《宋史》相属勉，刘先生有意为之，而以早逝，乃未竟其功，这是令人惋惜的。刘先生继章氏之学，亦关心地方志的撰修，他认为治史学必须对时风和士风并重，前者见于国史，后者著于方志。刘先生以四川地区在古代人文之盛，首推宋代，他熟悉宋代史事，故于宋代蜀地史事，亦特别致力，成就突出。他撰《蜀诵》四卷，共论文29篇，其重要者，为《蜀刻书藏书考》《宋初治蜀考》《土俗略考》《广岁华纪丽谱》《李公事辑》《天师事辑》《张忠定公事辑》《官政》《官迹》《政事》《谯定雍孝闻事辑》《张俞勾台符事辑》《师维藩事辑》《宋人士杂记》《范寥别传》《人文杂记》《全蜀艺文志补目》《广笺纸谱》《蜀茶谱》《蜀宋世文集今存者》等。又有《双流足征录》八卷。此外尚有《北宋川峡路长吏表》《赵宋四川世族表》《赵宋四川人文补考》《蜀学论》《通志私议》及《重修通志采取书目》等。1926年他应邀请担任四川通志馆校理，以其学识专长，提过不少有益的建议，并参加编撰工作，为四川地方史研究的开拓和奠基，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