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当面指责颉利、突利叔侄连兵入扰时，曾说：“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按：应为叔侄)并亲从我”一语可证。武德三年秦王李世民“受诏讨伐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与官军会”,就是与秦王军队会师，可见，李世民与处罗可汗的关系也很密切。此外，他还与未即位前的颉利可汗也有交情： “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属于突厥。(宇文)歆又说颉利遣长逊入朝，以五原地归于我。颉利并从之，因发突厥兵及长逊之众，并会于太宗军所。”颉利愿还五原之地与张长逊部众归唐，除了唐高祖“遣光禄卿宇文歆赍金帛以赂颉利”之外，恐怕还与李世民的特殊关系有关，否则颉利不会发突厥兵与李世民会师。
可见，李世民也向颉利借过兵。以上史实说明，唐初李世民比乃父高祖同突厥的关系密切得多。他屈辱借兵，必受制于人，难免称臣。究其原因，除了斗争的策略性之外，还与唐初国力不足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