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狄克要把萧军赶回东北去的阴霾日子里，左联相继发生“两个口号”之争和解散左联的重大事件。这正是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所盼望的。鲁迅可以力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生存权，而解散左联，则是来自共产国际和上海文委的决定，不可改变。鲁迅只得从道义上争取公开发表声明，光荣解散左联，免得在复杂的文坛造成左联溃散的负面印象。东北作家群全部站在鲁迅一边。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东北作家群失去了遮阴大树！
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不再成为文学中心，中国文坛形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区域，即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1946年后的解放区），以重庆为代表的国统区，和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为政治象征的沦陷区。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中宗派主义的主力去了延安，与此同时，东北作家群体中的舒群、萧军、罗烽、白朗等也先后到了延安，但明显处于颓势。被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惹火了的罗烽，在一篇谈文学批评的短文中提出“批评家是坐在银镜绣帘的书斋里窥照现实……将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土地的作家放逐出境”，又指出“至于公允一点的吧也不过是想把所有的作家全纳入他的政治面具的模子里”。这些话出现在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8月19日）上时，似乎不必明说，就会被上海时期那个宗派集团以为是在为《八月的乡村》鸣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