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布洛伊尔博士，而不是我在7个月后得知她的近况。她的健康状况持续数月很好，后来又因新的精神休克而再次衰竭。她的长女在第一次与母亲待在维也纳期间，也随母亲一样发展了颈部痉挛和轻度癔症状况；特别是她因子宫后倾在走路时感到疼痛。在我的建议下，她到我们最有名望的妇科N医生那儿去治疗，用按摩的方法使子宫正位，所以已有数月不疼了。然而现在又复发了。她们在家时，她母亲从邻近大学区请了一位妇科医生。这位医生为女孩开出了局部和全身的处方，却引起了她严重的神经过敏性疾病（那时她17岁）。可能这已经是她病理素质的一种迹象，而在一年后所表现的特征是她的性格改变。她的母亲抱着那种通常兼有温顺和多疑的态度把女儿交给这些医生。由于治疗效果不佳，她母亲被强烈的自责所压倒。一连串我未曾察探到的想法使她产生这样的结论，即N医生和我应对女孩的病负责，因为我们疏忽了她的严重病情。因此，我的治疗在她身上失去作用，她迅速倒退至我曾经解脱她以前的状态。在她邻近有个知名的医生，她去那儿寻求治疗。布洛伊尔医生与她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成功地说服她，使她相信，她所责备的两位医生是无辜的。但即使这个想法澄清之后，那时她对我产生的厌恶仍旧存在，就像一种癔症的残余，她宣称我已不能再对她治疗。在同样的一个医学权威的劝导下，她转而到德国北部的疗养院去寻求帮助。应布洛伊尔的要求，我向那里的医生解释我所发现的对她有效的催眠治疗的矫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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