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持这种平衡，亚里士多德需要反驳柏拉图对判断的解释，后者认为，善是事物的属性。柏拉图提出，善是植根于实在结构中的一种普遍属性，它有待于我们躬身探究和沉思。这种理论没有给理论推理和实践推理之间的区分留下充分的余地，也没有给对实际的思考和对可能性的思考之间的区分留下充分的余地；因此亚里士多德不得不进入语言哲学，因为伦理学的实质性问题依赖于语言哲学，而且至今依然在依赖着语言哲学。我必须追随他进入哲学语法的探究，尽管在我完成这些初步的探究之后，将超越他继续前行。
选译自［英］斯图亚特·翰普歇尔:《天真与经验》,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李磊译,万俊人校。
[1] Antonines，古罗马帝国的皇帝。
［英］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
《伦理学与哲学的局限》（1985）（节选）
《天真与经验》（1989）（节选）
在道德和政治哲学这个大标题下，人们可以研究的主题成千上万，甚至更多，整个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都有待于道德哲学的检视和评价。今天，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定哲学要务在这个领域显得更加紧迫，且使主题更容易处理。但是，在这部分哲学中，人们缺乏对研究的主题和强调的困难所期望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兴趣。作者的经历和兴趣不可避免地起着重要的作用，原因有两个。第一，他对他首先知道的普遍经历的写作感到很容易。第二，他的经历通常使他产生一定的怀疑和不确定性；而且，当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时，这些问题便转变成了哲学怀疑和哲学不确定性，他的经历通常将使他产生一些特定的哲学偏见。他将挑选出的那些主题使人想起其过去的经历，以及想起自己思想的偏重点和矛盾点。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偏见弄清楚。如果有一点传记方面的片段信息，读者将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追踪一组特定的主题，而忽略其他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