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个令人毛骨悚然又令人耳熟的故事中，妇女的缺席怎能不令人注目？这是一个关于父与子，充满男性形象，涉及男性之间等级秩序的故事。如果女性决定性地进入到法律内，进入到她法律的铁面无私的普遍性中，牺牲的责任逻辑会不会导致异化、歪曲、弱化和错位呢？在牺牲的责任和双重的“给予死亡”之思想的深处，是不是包含着一种对妇女的排斥或牺牲呢？是不是对各式各样所有格意义下的妇女的牺牲？我们对此存而不论。就让它存在于两种所有格之间吧。在悲剧性英雄或牺牲的情形中，女人的在场是显而易见的，她占着一个中心的位置，在克尔恺郭尔提到的悲剧作品中，情况就是这样。
巴尔特莱比的无答之答既是背叛的、犬儒的，也是喜剧性的。既好极又妙极。这些回答制造出一种崇高反讽的出口。为了什么也不说而说，说一些异于人们所信的东西，以编造的方式，背叛的方式，质问的方式，让（律师）开口说话的方式来说，这就是以反讽的方式来说。反讽，特别是苏格拉底的反讽，它的用意在于什么也没说，什么知识也没宣称，以此来质问，来让人说话，让人思考。反讽（eir?neia ）作为掩饰乃是一种为了假装无知的质问行为。我宁愿不去不能说没有反讽；它无法不产生出某种针对处境的反讽。反讽对于不合体例的喜剧来说并不陌生，但它不为叙述所熟悉。《反讽概念》的作者将演绎亚伯拉罕责任的不答之答与反讽联系起来。对于作为出口的反讽与诺言的分别他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