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于佛学研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学的考据、辨伪方法；注意地理学与佛学的关系；注重整理、研究佛典，特别是原始佛典；把目录学引入佛学研究，强调佛教经录的价值。其研究成果颇丰，著有《饮冰室佛学论集》等。
陈垣对于佛学的研究，主要在佛教史方面。著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书。他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在学术界颇受推崇。
汤用彤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等书，在佛教史研究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胡适运用西方及乾嘉的治史方法研究禅宗，对禅宗史颇有研究，对禅宗人物、典籍也很了解，考证出了《六祖坛经》是伪经。但他没有自己的对于佛教大义、佛教整体特征等的宏观认识，而之所以会如此，按耿云志的话来讲，就是“他的着眼点和用力处不在佛教的教义和禅宗的禅法透解，而重在揭示历史”。胡适本人后来则干脆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禅宗佛教里90%，甚或95%，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36]
（五）佛学与西学的交涉、交融
